马哈福兹博物馆内展出的作家获奖词。黄培昭摄
1.阿拉伯文学的巅峰
马哈福兹是迄今为止在所有阿拉伯国家中唯一摘取诺贝尔文学奖桂冠的作家。虽然距离1988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已经过去了34年,但他的作品具有长久的艺术魅力,至今依然在埃及和许多阿拉伯国家畅销。马哈福兹因此享有“阿拉伯文坛巨擘”“阿拉伯小说旗手”“阿拉伯小说巨匠”甚至“阿拉伯文学之父”的美誉,代表了当代阿拉伯文学创作和艺术水准的巅峰。他的小说被评论界视为阿拉伯小说的“金字塔塔尖”。
“(马哈福兹)作为阿拉伯散文一代宗师的地位无可争议……中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艺术技巧,都达到了国际优秀标准。这是他融会贯通阿拉伯古典文学传统、欧洲文学的灵感和个人艺术才能的结果。”瑞典科学院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的颁奖辞这样写道。颁奖辞还赞扬马哈福兹“通过大量刻画入微的作品——显示了洞察一切的现实主义,唤起人们树立雄心——形成了全人类所欣赏的阿拉伯语言艺术风格”。
马哈福兹一生笔耕不辍,著作等身,直到生命最后一刻还在通过口授坚持创作。他究竟创作了多少作品?对此人们说法不一。笔者根据迪万书店刚出版的马哈福兹全集所附的列表,发现他共创作了55部作品,除了第一部《古代埃及》是译自一位英语学者的学术著作外,其他都是文学作品,其中长篇小说34部,中短篇小说集17部,散文4部(《古代埃及》也宽泛地被视为散文作品)。
马哈福兹的代表作有史诗般的家族小说“开罗三部曲”(《宫间街》《思宫街》《甘露街》),还有《平民史诗》《我们街区的孩子们》和《尼罗河上的絮语》等。此外,他的不少作品被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搬上银屏,其中一些是马哈福兹本人亲自操刀改编的。
埃及纪录片制作人哈希姆·纳哈斯介绍说,马哈福兹是埃及第一位为电影撰稿的作家,他参与了25部电影的创作和40部电影的制作。这些作品包括他直接写的电影剧本、与他人合作创作的电影以及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电影等。
阿拉伯文学评论界认为,就文学成就而论,马哈福兹可与托尔斯泰、塞万提斯、狄更斯、巴尔扎克和雨果等相提并论。西方学者对马哈福兹也是赞誉有加,《伦敦书评》甚至说,马哈福兹“不单是雨果和狄更斯,还是高尔斯华绥、托马斯·曼和左拉”。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撰文指出,“马哈福兹不逊于任何一个你能说出名字的欧洲文学大师”。
这些评论难免有夸张的成分,但就马哈福兹创作内容的思想性、时代性,以及对人性的关注、对民情的体察、为民众发声所体现出的现实主义风格而言,确实与上述大作家多有一脉相承之处。难怪,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在马哈福兹的颁奖辞中指出:他的作品“总体上是对人生和人性的烛照”。
埃及书店里的马哈福兹作品。黄培昭摄
2.小胡同走出大作家
1911年12月11日,马哈福兹出生在埃及开罗著名爱资哈尔清真寺附近的杰马利亚老区一个中下阶层家庭,杰马利亚属于开罗侯赛因大片区,那里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遗存,同时也是一个相对贫困和杂乱的地区。
马哈福兹的父亲,名叫阿卜杜勒·阿齐兹,曾任政府部门的低级工作人员,后辞职经商。埃及《文学报》等媒体报道说,马哈福兹出生时母亲难产,幸亏得到当地有名产科医生马哈福兹的帮助,他才得以降生人间。阿齐兹便以这位产科医生的名字为儿子取名,以示对医生的感谢之情。
整个童年,马哈福兹就在这个简陋而充满着邻里温暖的社区度过,他后来小说的主要灵感也来自这个社区,他把那里发生的故事提升到了人文主义文学的高度。马哈福兹就读的小学就叫“两宫之间小学”,他后来的“开罗三部曲”中的一部就取名《两宫之间》(又译《宫间街》),可见童年生活对作家文学创作影响之大。1924年,马哈福兹随家人一起,由侯赛因杰马利亚老区搬到阿巴西亚区居住,从此开始了新的生活。
1934年,马哈福兹从开罗大学的前身——福阿德一世大学哲学系毕业,先是留校任教,后来分别在埃及宗教基金部、文化部、文学艺术部和社会最高理事会就职。这期间,他几乎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业余时间完成的,直到退休后应聘为《金字塔报》专栏作家,他才开始专注于正规的专业创作。
最初,马哈福兹涉猎历史题材,体现在他写于20世纪30年代初到40年代中期的《命运的嘲弄》《拉杜比斯》《底比斯之战》三部历史小说中。《命运的嘲弄》的故事梗概是,法老一天得到神谕,说王位将被一个平民出身的人获得,于是法老一路追杀一个刚出生的婴儿。然而,命运之神却使婴儿巧妙躲过杀身之祸,并出落成英俊潇洒、智勇双全的法老禁卫军官。他武艺过人,还在平定叛乱中屡立战功,赢得了法老女儿的爱情,最后成功继承王位。对法老来说,他的遭遇,可谓命运的嘲弄。
但马哈福兹的历史小说并没有取得很大的成功。也许对马哈福兹来说,历史小说只是试笔之作,也是他文学创作的发轫之举,之所以创作历史小说,一是他对令埃及人引以为豪的古代法老文化感兴趣,二是受了他翻译出版的第一部著作《古代埃及》的影响,决定写写自己想象中的古埃及社会。
第一阶段的写作即历史小说的写作未获满意结果,马哈福兹很快总结教训,开始把目光转向日常生活,转入以书写现实为主的第二创作阶段。这一阶段也被评论家称为作者的中期创作阶段,时间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到50年代末。
他中期创作阶段的作品,以1945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新开罗》为“当头炮”,以“开罗三部曲”为代表作和高峰,这一阶段是马哈福兹创作生涯中最辉煌、成就最大、最受评论家肯定的时期。《新开罗》是马哈福兹创作发生转向的标志。小说描述了三个年轻大学生不同的人生道路,虽然他们的遭遇迥然不同,但无情的现实让他们身心疲惫,体味到金钱与权势的罪恶。小说受到读者的喜爱和业内好评。
《新开罗》一炮打响后,马哈福兹沿着现实主义的创作路径继续前行,在其后几年间连续发表了多部长篇小说,如《罕哈利利市场》《梅达格胡同》《始与末》《海市蜃楼》等。小说聚焦殖民统治下的开罗中小资产阶级和下层贫民的日常生活,表现出作者对普通民众深深的同情、对社会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责任感。
罕哈利利市场是开罗当地著名的传统市场,作者以此取名,栩栩如生地刻画了居住在此的低级职员阿基夫的生活困境。小说注重心理描写和主人公的情绪变化,入木三分地挖掘了阿基夫内心的矛盾和弱点。通过马哈福兹的成功塑造,一个虽然善良憨厚、对欺诈和社会不公等现象疾恶如仇却又怯懦怕事、无力反抗的主人公形象跃然纸上。
埃及的一些评论家指出,幼年时,马哈福兹经历了埃及1919年革命,他意识到爱国主义的价值及其对群众心灵的影响。这体现在他对社会正义及其与个人自由关系的看法上,并集中反映在他于1917年至1944年所创作的“开罗三部曲”里。三部曲代表了马哈福兹的文学最高成就,至今仍被视为阿拉伯文学长河中“里程碑式的作品”,是当代阿拉伯文学难以逾越的高峰。
“开罗三部曲”通过一家三代人的命运起伏,生动描绘了20世纪上半叶埃及的社会变迁和历史演变,每一部侧重刻画一代人的生活,并以每一代人居住的地区作为该卷的书名,颇似一幅恢宏壮阔的埃及风俗画卷。浓墨重彩的笔触,史诗般的全景式写法,使“开罗三部曲”成为一部百科全书式的经典之作,一经问世,即因其深刻的意义和游刃有余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深受好评,并于1957年获得埃及国家文学奖,这也是后来马哈福兹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重要代表作品。
3.新现实主义风格
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去世,是马哈福兹创作的第三个阶段,即后期阶段。这一时期以1959年作者在《金字塔报》上连载的新作《我们街区的孩子们》为开端。进入60年代,马哈福兹的文学创作更显斑斓多彩,尤其在文体风格上变化多姿,在坚持现实主义、固守阿拉伯文学传统的同时,他也大量糅进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诸多艺术元素和手法,如象征、隐喻、意识流、荒诞派、结构主义、表现主义乃至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等,从而形成了自己的新现实主义风格。
这一时期他的主要代表性作品有《小偷与狗》《乞丐》《鹌鹑与秋天》《尼罗河上的絮语》《米拉玛尔公寓》《伊本·法图玛游记》《镜子》《平民史诗》和《千夜之夜》(又译《天方夜谭续》)等。这些作品紧扣时代脉搏和政治、社会风云,有强烈的现代感和忧患意识,艺术手法丰富多变,更臻纯熟。
1994年10月14日,马哈福兹83岁高龄时,在开罗尼罗河畔自己家附近,被极端分子穆罕默德·纳吉用刀刺中了脖子,虽然及时送医进行手术保住了性命,但出院回家后,他的右臂神经受损,手几乎完全拿不住笔,每天只能写几分钟,文学产出从此锐减。
2006年8月30日,因心肌梗死,马哈福兹以95岁高龄辞世。翌日,埃及为他举行了两场隆重的葬礼。上午的是民间葬礼,喜欢马哈福兹的开罗市民在侯赛因清真寺对他进行悼念。官方葬礼在午祷后举行,地点是纳赛尔城的拉什丹清真寺。埃及时任总统穆巴拉克、总理纳齐夫率领数百名文艺和宗教界人士出席,庄严地送别一代文坛泰斗。
在惊闻作家去世后,穆巴拉克发表声明,称赞马哈福兹是“埃及思想和文化的旗帜,天才的小说家,闪光的思想家,他以卓越的创作,将阿拉伯文化和文学带向了世界”。时任总理纳齐夫也说:“马哈福兹是当代阿拉伯文学的脊柱,他的作品扎根现实,再现了埃及的社会变革史。”
阿拉伯文学评论界认为,马哈福兹取得的巨大艺术成就,是他对东西方文化兼容并蓄的结果。阿拉伯传统文化培育了作家深厚的文学底蕴,同时,马哈福兹也对西方名著广泛涉猎,多方汲取营养,两者的融合造就了一代经典文学大家,使马哈福兹获得了阿拉伯“文学旗手”和“小说巨匠”的地位。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2日 13版)
东西问·人物丨《呼啸山庄》译者,百岁杨苡走了******
中新社北京1月31日电 题:《呼啸山庄》译者,百岁杨苡走了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宋春丹
2023年1月27日晚,杨苡去世,享年103岁。
杨苡的书房里,挂着自己17岁时的照片。德国作家安娜·西格斯曾写过一部小说《已故少女的郊游》,杨苡常开玩笑地对望着这张照片的朋友说,其实这也是个“已故少女”。
这位“已故少女”、本名杨静如的《呼啸山庄》译者,已经走了。
在生命最后一年里,她每天仍在看报看新闻看电影,听喜欢的老歌。她喜欢听一首美国乡村歌曲《你是我的阳光》,每次她念出歌名,都能从中感受到一种自信的生命力。
翡翠年华
杨苡最喜欢讲述童年和少女时代的故事,一度想将这段生平写成回忆录,命名为“翡翠年华”。
1919年,她出生于天津一个大家族,父亲杨毓璋是中国银行行长,家有两位夫人、一位姨太太。虽然女儿出生两个月他就病逝了,但留下了可观遗产。
杨苡从小就很黏哥哥杨宪益,最爱跟在后面去逛书店。哥哥出去都是前呼后拥,看中了什么吱个声,佣人就上去付钱,大包小包拎着。杨苡每逢想要书、玩具或别的什么,就在后面拉拉他的衣服。杨宪益对这个小5岁的胞妹特别好,总是有求必应,对佣人吩咐一句“要这个”,就全解决了。
杨苡15岁时,杨宪益给她看了刚问世的《家》。她觉得巴金写的《家》和自己家很像,祖父都在四川做过官,都有老姨太。也是在杨宪益的建议下,1938年,她南下昆明求学,进了西南联合大学。
她前一年从天津中西女中毕业后保送南开大学中文系,因此进西南联大算是“复校生”。沈从文说中文系那些线装书会把她“捆住”,她听从建议进了外文系。
在巴金介绍下,杨苡在天津时认识了在南开中学教英文的李尧林。杨苡曾与他相约昆明见,但在巴金的大哥自杀后担负着养家重任的他最终没有出现。
杨苡参加了穆旦、林蒲等人组织的高原文学社,在一次活动上,“穿一件黑底小花的旗袍,外罩红色毛衣,美极了”的她吸引了学长、年轻诗人赵瑞蕻的追求。1940年,两人结婚。
1941年,22岁的杨苡和丈夫赵瑞蕻在西南联大。受访者、杨苡女儿赵蘅供图她给李尧林写了一封信,说“你让我结婚,我听你的”,此后两人很长时间没再通信。后来他回信说:“我只希望有一天我们又能安安静静地在一起听我们共同喜爱的唱片,我这一生也就心满意足了。”
1945年,李尧林病逝。这让杨苡平生第一次感受到心被撕裂的感觉。多年后,她在《梦李林》(李尧林笔名李林)中写道:“好像曾有个人走进我的心里,点亮一盏灯,但没多久,又把它吹熄,掉头走开了!”
“只有这个本事来表示我们并不屈从”
20世纪50年代初,生活曾是安定而美好的。南京大学迁到鼓楼一带后,买下了附近一些房子分给教职员。赵瑞蕻分到了一座两层小洋楼的一层。
1953年,高教部派赵瑞蕻去东德莱比锡的卡尔·马克思大学任访问教授,教中国文学。得知孩子不能带去,杨苡就留了下来。
那几年杨苡不上班,在家里译书,履历表中填的职业是“自由翻译工作者”。就在这里,她完成了经典译作《呼啸山庄》。
她在中学时代就看过《呼啸山庄》改编的美国原版电影《魂归离恨天》,1943年在中央大学外文系借读时在图书馆读到了原作。此前,梁实秋曾翻译过这部作品,定名为《咆哮山庄》。梁实秋英文水平超一流,但杨苡总觉得译名不妥。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一阵疾风呼啸而过,雨点打在玻璃窗上,宛若凯瑟琳的哭泣。灵感突然从天而降,她兴奋地写下“呼啸山庄”四个大字。
1955年6月,《呼啸山庄》由巴金的平明出版社出版,极受欢迎,但不久受到了批判。“文革”期间,因《呼啸山庄》和儿童文学作品《成问题的故事》《电影院的故事》被批,以及受哥哥杨宪益被捕入狱的牵连,杨苡一次次挨批斗。《呼啸山庄》也销声匿迹了。
1969年夏的一天,红卫兵提审她时要她交代和巴金的关系,因她不合作,狠狠打了她一记耳光。但她没有流泪。她说,我们都学会了绝不轻易流泪,因为只有这个本事,以此来表示我们并不屈从。
杨苡和巴金的通信始于1935年,彼时她手上一共存有23封巴金的信,后不得不交出。1972年,杨宪益出狱后,杨苡也被“解放”。这些信随之发还,一封未少。
杨苡继续在南京师范学院当教员。1980年,杨苡辞职。很多人劝她等定了职称再退休,她毫无留恋,痛快走人,以打过七五折的每月90余元工资退休。也因此,她一直没有职称。有人称她“教授”时,她一定要指正:“我不是教授,我是教员。”
“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杨苡一直记得,80年代初和中叶,是一长段美好的令人振奋的新时期。
1980年,她的代表译作《呼啸山庄》重回人们的视野,受到读者极其热烈的追捧。
《译林》杂志创始人李景端一手促成了《呼啸山庄》的再版。他告诉记者,改革开放后他所在的江苏人民出版社开始少量翻译出版西方国家当代文学作品,急需一部外国名著译作打响第一炮。但找人现译时间太紧,杨苡的西南联大同学、安徽大学教授巫宁坤向李景端推荐了《呼啸山庄》。李景端向社领导汇报后,社领导几乎没有犹豫,很快拍板。
第一版印刷1万册,很快销售一空。后来,《呼啸山庄》转由《译林》杂志发展而来的译林出版社出版,至今仍是该社的长销品种。
1980年版《呼啸山庄》。1987年5月,《雪泥集——巴金书简》由三联书店出版,收录了巴金致杨苡的书信,包括发还给她的23封信,以及后来的通信,长短不一,共存60封。得知她手上有这么多与巴金的通信,她同学羡慕地说她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生命始于80岁”
晚年,杨苡喜欢在深夜看着透过窗帘流泻进来的月光回忆故旧。
白天,她大部分时间都宅在家里,就喜欢在家给老友写信。她会花大量的精力去整理这些信件和旧照片,这是她最珍视的物件。她爱写信,还好写长信,常常落笔七八页纸。与之通信者不计其数,有老朋友过世,她会将对方的通信寄给其子女。
她保持着早年教会学校的规矩礼数,有访客来要请对方用下午茶,送客要送出门外,穿衣要分场合,听音乐会、出去吃饭前都要洗脸描眉。
平日聊天,杨苡无论讲到什么都要引到哥哥杨宪益身上,觉得他无所不晓。2007年,92岁的杨宪益得了淋巴癌,却能配合医生做35次放疗。放疗后,他回到家,又能自由自在地吞云吐雾、在沙发上堕入他“从不公开的遐想”中了,还玩起了丢了很久的打油诗。
杨苡自豪地说,杨家人都不容易被什么疾病吓得魂不附体,都能做到“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或许正因为此,杨家有惊人的长寿基因。母亲享年96岁,杨宪益活到94岁,姐姐杨敏如活到102岁。
百岁杨苡。受访者、杨苡女儿赵蘅供图近几年,杨苡每年都说:“我有预感,今年过不去了,更要抓紧了。”
她一直在为离世做着各种准备,与沈从文、巴金的通信已经捐给了博物馆,与邵燕祥的通信已经托人还给本人,大量的藏书要想好怎么送掉,房子最好也能捐出去。她不想留任何遗产。
她常自嘲地引用自己曾翻译过的一篇短文:“老朋友,请努力活到80岁吧,这是生命中最好的时刻。人们可以包容您的一切一切。您要是还有疑问,我就告诉您:生命始于80岁。”
1999年丈夫赵瑞蕻去世,那年,她正好80岁。她对家具、书籍和随处可见的娃娃总是突然有新主意,经常指挥保姆重新摆放一番。照片也在不断变换位置,但不论如何摆放,巴金和杨宪益的照片总是放在最突出的位置。
2022年9月12日是杨苡103岁生日。这一年,《杨宪益杨苡兄妹译诗》《杨苡口述自传: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上集(杨苡口述、余斌撰写)和《天真与经验之歌》相继出版。她还有很多工作计划,要出版自传下集、诗集、散文集,整理手稿信件。9月26日,在公证处协助下,她正式办好了私房捐赠的法律手续,完成了挂心已久的一件要事。
她从不避讳死亡的话题,也从不失去盼望。她最喜欢引用《基督山恩仇记》里的结尾:“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两个词当中:等候与盼望。”(完)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