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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华文媒体传播中华文化新路径浅探******
顾时宏
中国总理周恩来1955年出席印尼举办的亚非会议时，提出了国与国之间外交应该遵循求同存异的“五项基本”和平相处原则。60年后的2015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万隆亚非会议纪念大会时，再次重申了他在2013年访问印尼时倡议“一带一路”合作要做到“五通”，指出“国之交在于民心相通”。
习近平主席2021年11月19日在北京出席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把同共建国家人民“心联通”作为重要基础，要营造良好舆论氛围，深入阐释共建“一带一路”的理念、原则、方式等，共同讲好共建“一带一路”故事。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只有让双方民众真正理解对方国家的文化传统，才能从求同存异的层面消除误会，实现双方稳定发展。
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过程，既是中国故事对外传播的过程，也是中外文明交融互鉴的过程，既是提升中国文化影响力和感召力，同时也是在主动进入多元文化和世界文明语境的过程中，去创新性地阐释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
作为肩负传播中华文化桥头堡的海外华文媒体，在当今“西强我弱”的话语体系的环境下，如何适应新形势、传播方式的新变化，在蜕变转型中开辟新路传播好中华文化，讲好中国故事，是华文传媒面临的迫在眉睫的问题。
新形势下海外华文媒体的担当
在中国推行“一带一路”倡议和致力提升国际话语权的过程中，海外华文媒体是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海外华文媒体主要分布在60多个国家，主流的华文媒体有400多家。只有把握媒体的话语权才能推动国际合作，实现合作共赢。
新时代，国际话语主导权的争夺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时至今日，国际舆论中的“西强我弱”、“西攻我守”格局仍未改变。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和综合国力的不断强，中国需要在“走向世界”中，塑造全新的中国新形象，对外宣传介绍中华文化价值观、中国智慧、中国道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离不开海外华文媒体和 6000 多万华侨华人的共同参与。
华文媒体一直是华侨华人与中国沟通交流的重要纽带和桥梁，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必将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与重视。华媒和华侨华人具有融通中外的优势，肩负向世人宣传“一带一路”规划、理念、政策、讲好中国故事、引导国际舆论、引导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沿正确战略轨道运行的重任。中国故事讲好了，华媒的传播效应就会逐渐深入民心，公信力和影响力也必然得到提升，国际话语权也会不断提升。
海外华文媒体面临的挑战与优势
当前，海外华媒在讲好“一带一路”中国故事的路上面临诸多挑战：出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需要，西方媒体仍喜欢用预设立场和“标签式语言”描述中国，或通过议程设置淡化“一带一路”影响，或依照固有框架对中国“一带一路”进行扭曲不实报道，使得国外很多人对“一带一路”有诸多误解和偏见。在西方舆论主导的世界里，如何向世界展示一个真实、全面的中国，是所有海外华文媒体的责任。
“一带一路”是中国政府为了解决和平发展以及共同发展而提出来的，是中国领导人的智慧结晶。但是一部分国外学者却质疑“一带一路”的发展动机不纯。如日本《外交学者》杂志副主编蒂耶齐发文称，这是“珍珠链”的变相发展。更有人认为，中国是打着“一带一路”的旗号，让中国的一些过剩产能走出国外。一部分西方国家标签化中国，淡化“一带一路”带来的良好影响，扭曲“一带一路”的效益，为此给许多国家的民众带来了偏见以及误解，一些企业家在道听途说了不良言论之后，放弃了与中国的合作。
所以，向世界展示一个真实的、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华文媒体肩负的责任。海外华文媒体了解国外社会经济形势，也熟悉中国国情，与当地的社会关系良好，更容易产生亲和力，传播的消息可信度更高。海外华文媒体应该积极主动地为“一带一路”发声，宣传“一带一路”的美好构想、光明前景、互利共赢、可信度高、有效性好等内容。同时也需要密切关注中国的发展，对西方媒体的扭曲报道予以批驳，在维护中国国际舆论形象的同时也是在为媒体自身树立良好的形象。为此，海外华文媒体的功能绝不仅限于联络、沟通当地华人，也不仅是让世界更多的华人了解当地，华文媒体的优势更不仅仅限于“华文”。
因此，作为海外的华文媒体，眼光不能够只局限于“华文”或者“华人”这个圈子，而应当“走出去”，与当地主流社会加强沟通，甚至是开展当地主流语言的新闻消息播发、宣传。这不仅是让当地主流社会了解中国，更重要的一点是，这可以为当地华人融入主流社会提供更好的舆论环境，让华人真真正正能够安心、舒心地在当地长期生存，可持续地发展下去。笔者认为，借助海外优秀华文媒体的力量和影响力，同时通过当地的主流媒体，去讲好中国故事，不失为一条合作共赢的捷径。
如印尼的《国际日报》作为印尼最大的华文报纸，不仅在印尼通过中文，而且通过印尼文和英文报刊，以及网络大力报道“一带一路”与印尼相关行业的发展，两国在基础设施和能源等许多领域的合作，以及在人文等方面的交流合作，充分报道中国企业和人民与各国企业和人民密切交往中许许多多美好动人的故事。该报在美国的《国际日报》开辟和介绍中国各地区的 16 个英文专版，通过《洛杉矶时报》等主流媒体，发行到主流社会。通过多种渠道，客观、公正、全面地报道中国的发展变化，拉近当地人民与中国人民的距离，促进中国企业与当地企业的更好合作。故而，在时代使命和责任面前，华文媒体加强和各国主流媒体的合作，引导当地主流媒体参与宣讲“一带一路”是必须要走的一条路。如西班牙华文报《欧华传媒》与西语世界最大的通讯社埃菲社签了战略合作协议，让西方主流媒体帮助我们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又如在南欧的《中希时报》华文报，在 2015 年增发了希腊语版。这每周 8 个希腊语版，使《中希时报》能够有机会和有条件跻身希腊主流社会，用当地语言向希腊人介绍旅希侨界，传达他们的呼声和诉求。同时，也让希腊各级政府部门从中了解中希双边合作情况，用希腊语讲好中国故事。
如今，很多国家的华文媒体已经尝试双语出版，这将打破海外华文媒体只为海外华人服务的狭隘局面。当住在国的民众看到一份自己可以看得懂并且与自己身边事相关的双语华文报纸或一档电视节目时，华文媒体的受众面将会迎来一个重大突破与转型。传播中华文化、促进中外政府与民间交流合作的力度将会得到进一步加强与提升。
为中企造福当地发声 用历史故事促进民心融通
笔者认为，海外华文媒体在宣介“一带一路”方面也应遵从“惠及当地民生，互利共赢”的宣传重点，应让更多的当地民众了解“一带一路”能够为他们带来哪些益处，能够为他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向好的改变，应特别杜绝“内宣外用”的现象，应以消除当地民众疑虑、为当地民众谋福祉为首要职责。
比如，全印尼最大的铝矿冶炼厂青山工业园在开放合作过程中，关心周边民众的福利，帮助他们搞副业、脱贫的各种活动已在当地产生正面的积极影响。青山工业园区是习近平主席2013 年访问印尼时，在两国领导人见证下签署的中国印尼重大合作项目之一，工业区建成后就业了周边大批老百姓，并为周边民众免费提供电力、医疗等便民善举，获得当地政府和百姓好评，可赞的还有中国青山企业的到来，一直注意保护当地的青山绿水。笔者曾深入该工业区采写了《种下和谐，收获共赢》通讯报道，对当地媒体污蔑工业园开发带来环境污染进行了驳斥。
历史上，郑和七下西洋，“依靠的不是坚船和利炮，而是宝船和友谊”。下西洋来到印尼的郑和，给印尼人民带来的是友谊、文化、经济和繁荣，他给印尼人民留下了丰厚的穆斯林文化遗产，也给中印尼友好关系打下传统友谊基础。
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印尼 60 年代后发生过几次排华事件，但随着中印尼恢复外交关系，中印尼关系已发展成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国政府的“一带一路”倡议和印尼政府提出的建设海洋大国有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共同愿望不谋而合。近年来，中印尼宗教、教育、文化交流合作频繁，进一步促进了两国人民的了解，加深了两国人民的友谊。
中印尼合作的顺畅得益于民心的相通共融。印尼民众对中国文化传统和中国故事挺感兴趣。如雅加达的话剧院每月都用印尼语上演中国历史话剧，包括《薛仁贵》、《三国演义》片段。笔者认为，要深耕细作民心相通的工作，中国的话剧院、歌舞剧院应加强和印尼喜欢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合作和交流。历史上，中国与印尼的人文交流频繁，比如郑和下西洋时，这位穆斯林航海家对印尼伊斯兰文化的传播产生过极大影响。郑和访问印尼时，在三宝垄留下的三宝洞文物遗址，随行的中国公主嫁给了印尼当地土豪的故事；比如巴厘岛上中国姑娘江金花和当地土豪喜结连理的故事；比如井里汶的中国姑娘故事；比如日若皇宫里的中国瓷器、花瓶、中国茶的故事；比如苏门答腊岛上占碑省的千年佛塔遗址里记载中国唐朝佛教义净高僧于7世纪曾到过那里传授佛教开坛讲经的故事等等，这些故事被当地华人经营的巴厘岛动物园大型歌剧院改编成歌舞剧每天上演，感动着无数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中华文化骨子里的与人为善，睦邻友好，合作共赢的价值观也随之深入民心。
每年的6月底是郑和访问印尼三宝垄的纪念日子，三宝垄的民众都要举办纪念郑和下西洋的周年庆祝活动，包括用印尼语表演重现郑和当年到访三宝垄的情景，当地军人表演舞龙，抬郑和塑像沿街游行等群众文化活动。
由印尼泗水华人发起兴建的“郑和清真寺”目前在印尼各大城市已建起 14 间，对促进和印尼穆斯林民众了解中国文化，促进民心相通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民心的相通也助力了我国在海外兴建的第一条完整高铁——印尼雅万(雅加达至万隆)高铁的顺利建设。
新时期华文媒体用转型升级讲好中国故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际舆论格局目前“西强我弱”，我国新闻媒体国际传播能力还不够强，声音总体偏小偏弱。我们在国际上有时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
中国新闻社副总编辑陶光雄认为，转型发展是媒体永恒的命题，海外华文媒体也不例外。现在海外华文媒体一谈到新媒体转型，想到的就是在微博、微信、抖音等开账号，这些虽然是海外华侨华人的主要应用，但毕竟是国内的中文新媒体平台，受众也只是中文读者。在这些平台上扎堆用力，也算是一种“内卷”。因此，要鼓励和引导海外华文媒体向外语、海外社交平台延伸，充分发挥他们在外的特殊作用。
那么，海外媒体如何抓紧转型升级创造性地传播好中华文化、讲好中国故事？
曾任中国传媒大学校长的胡正荣认为，国际传播要做到更有效，需要做到：一是要具备国际观。一条新闻即使是内宣，也要充分考虑发布后在国际上会产生哪些影响。二是要有良性的国传运行体制和机制。三是要启用大量具有丰富海外经验、熟悉现代国际传播的人从事国际传播工作。比如今日俄罗斯(RT)电视台。它在开台的时候聘请了大量长期在美国生活、有俄罗斯背景的人，这奠定了 RT 的成功。海外华文媒体也要有这样的魄力，对国外的记者也可以适当用一些，因为他们更了解国际通行的话语体系。
中共十九大明确提出要加强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因此海外华文媒体的国际传播也要全媒体出击，要充分利用海外的社交媒体，比如在 Facebook、Twitter 等海外社交平台上充分发声。不仅要有官方媒体的声音，更要有民间的声音、网友的声音。同时讲故事要多元化，可以有高大上的内容，也一定要有小故事。通过普通人感知自己身边的故事讲中国故事，更有吸引力和感染力。如李子柒就是用亲力亲为的视频故事让西方了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了解中国的饮食文化、孝敬传统文化。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2021年11月19日在首届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上发言指出，讲好中国故事，要注重以小见大，全方位、多角度诠释中国发展成就。要在融通中外上下功夫，找到中外利益交汇点、话语共同点和情感共鸣点，找准国际交流的公约数，用西方受众听得懂的语言、听得进的方式、听得信的内容，让中国叙事成为世界叙事和国际共识。要注重展示普通中国人的生活，用小切口展现大格局，用小故事讲述大道理，力争将我国发展成就的硬事实，在境外新媒体平台上实现软着陆，展示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用接地气的方式去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潜移默化地影响受众形成客观正面的中国观。
去年以来，中新社在国际传播中主动设置议题也值得华文媒体借鉴，如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主题报道中，中新社策划推出《外国友人与中共》和《外眼看中共》等专栏稿件，借境外、党外的“外嘴”讲述中国共产党的故事，让报道更具说服力和感染力。2021 年伊始中新社又推出学理型融合专栏《东西问》，聚焦文、史、哲、政、经，以促进中华文化海外传播，推动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为重点，创新内容生产和传播方式。
从中国共产党的“十万个为什么”到《东西问》专栏的议题设置，中新社一直坚持“官话民说、硬话软说、长话短说、空话不说、中话西说”，努力以事明理、以理服人、以情感人，用最易被海外受众认知、理解和接受的语态，回答外界的疑惑与关切：“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结语
海外华文媒体在传播中华文化、在讲好中国故事方面，一是要讲清中国和平崛起背后的真正原因和动力，切实回应国际社会的关切和疑惑。中国和平崛起“故事”的核心，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在于中国探索出了一条适合自身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二是要把中国的成功故事，同世界各国的利益结合起来。中国的发展，不仅将惠及中国，也将惠及世界各国。这个故事讲清楚了，才会使中国故事成为全世界的“故事”，才能真正“入耳”、“入心”。在讲故事的时候，要遵循国际新闻传播规律，尊重宗教经典，特别是在跨文化传播的时候，尊重别人的宗教仪式，尊重别人的社会风俗和伦理道德，只有彼此尊重，才能更好地讲故事，让对方听进去故事。针对新媒体环境下受众年轻化的趋势，讲好中国故事需要根据受众特点，结合互联网思维提高传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唯有如此，才能引导各国民众在感受当代中国发展、感知中华文化魅力中，理解中国、亲近中国、认同中国。“一带一路”的建设和互惠共赢的理念才能接地气，融通中外，中华文化的价值观、中国和平发展观才和世界民心相通，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才深入人心。
国际传播界·2022年 第1期
东西问·中外对话 | 马丁·雅克：如果只能照搬西方模式，谈何理解中国？******
马丁·雅克是英国著名学者、作家。他是剑桥大学博士，并曾长期担任该校高级研究员。马丁·雅克是西方世界解读中国最著名的声音之一，他于2009年首次出版的《当中国统治世界：西方世界的衰落和中国的崛起》是全球范围内的现象级畅销书，已被翻译成15种语言。
中新社德国分社首席记者、中新网研究院副院长彭大伟近日对话马丁·雅克。
马丁·雅克表示，要理解中国发展取得的成功，必须理解中国文明的特性，要明白中国不仅仅是一个民族国家(nation state)，而是一个文明型国家(civilization state)。他指出，西方许多人试图强行让中国接受西方人权等价值观的心态使得西方几乎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他同时建议西方国家如果真的想理解中国抗疫为何取得成功，就应该先去了解孔子的儒家思想。
以下为对话全文摘编：
彭大伟：在您看来，中国成功的根源是在于其选择的制度路径还是其独有的政治领导力？
马丁·雅克：我们必须在更广的维度上进行探讨，而非仅仅是(西方政治学意义上的)政治领导力或政治体制的讨论。按照美国政治学者福山的观点，中国的政治体制展现出比其它任何国家都强大的延续性。如果回顾中国从秦朝以来的治理模式，能够看到这中间经历了很多不同的阶段，但一些重要的特征始终是十分相似的。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是领导中国的政治力量，但即使在这一阶段，中国仍然从传统社会治理中传承了许多重要的因素。
优秀的政治领导力无疑是一个国家所必须的。我认为从毛泽东、邓小平一直到习近平的中国领导人都有着极为突出的政治领导力。今天的中国处在一个新的时期，已取得的发展成就令中国在国际上扮演更加严肃、更加活跃、更加积极的角色成为可能。
中国的体制极其成功地打造了一支富有才干的领导团队和一群治理人才。从历史的尺度来看，从1978年至今，中国的政府出色地完成了其使命。我还想补充的一点是，政党的自我革新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中国共产党迄今为止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西方一直对中国共产党颇有微词，然而让我们直面现实吧——在过去40多年里，中国领导层的表现远远好于同时期的美国领导层。
资料图：上海外滩，游客欣赏“永远跟党走”光影秀。殷立勤 摄彭大伟：当美军仓惶撤离时，美国总统拜登说，美军在阿富汗的使命从来不是“国家构建”(nation building)。中国是否正是因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完成了国家构建，才避免了四分五裂、生灵涂炭的厄运？
马丁·雅克：当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无疑处在一个非常好的时代，很可能是中国曾经经历过的任何时代当中最好的一个。这是站在中国漫长历史的肩膀上实现的。正是由于从中国历史中获得的智慧，中国共产党能够纠正其早期犯下的错误，探索出一条成功的治理之道。
中国文明自身的特性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中国不仅仅是一个(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它是一个文明型国家(civilization state)——如果不能理解这一点的话，也就无法真正理解任何有关中国的问题。
彭大伟：您曾提到西方理解中国抗疫模式需要先了解孔子的学说，您还提到西方对此缺乏应有的认知。能否详细阐述这一问题？
马丁·雅克：西方的许多中国问题专家并未真正理解中国，造成这一点的原因是西方人在成长阶段接受的教育是“西方做事情的方式是全世界其它地方学习的模范”，西方的范式比全球其它任何地方的都要优越——西方的运作方式、制度、规范……都成为了用来衡量其它国际的准绳。
例如，在“人权”这样的争议话题上，西方从未真正尝试着去理解中国是如何实践其人权理念的。这是由于双方截然不同的历史传统，可追溯到孔子的时代。在孔子的学说中，个体不是世界的中心，人们重视的是集体，集体可以是一个家庭，也可以是范围更大的集体，一直到整个中国。只有当置身于一个集体、一个社会当中时，个体才具有意义。
资料图：南京小学生行古礼点朱砂“开笔破蒙”，孩子们在南京夫子庙大成殿内的孔子像前留影。泱波 摄在我看来，围绕人权问题的大部分争吵都是基于西方希望想将其思维模式输送给中国，而后者并未接受。这么做意味着这些人并不真正需要理解中国，因为最终他们还是会相信自己是对的、中国是错的。如果动辄就向中国喊话“你们只需要照我们的方式来”，那还谈何理解中国呢？
在诚实和谦虚这两方面，西方在疫情期间的表现无疑都是不及格的。(对中国抗疫方式的指责和后来围绕病毒溯源的纷争)真的都只是一种可耻的、用于分化和转移注意力的借口。
中国是如何取得抗疫成功的？第一，中国政府有非常好、非常清晰的抗疫策略。第二点，也是西方从未探讨过的一点，就是人的因素非常重要。中国人拥有很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和团结度，这种传统深深地植入到中华民族的国族意识当中。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在抗疫中的表现如此差劲——美国没有中国重视集体的观念。
彭大伟：白宫和美国共和党政客热衷于在新冠溯源等议题上攻击中国，这完全无关严肃的科学研究，而是一种将病毒作为武器的诡辩术？
马丁·雅克：这是一种转移视线的企图，由于美国在疫情期间表现得糟糕透顶，而中国表现得非常突出，政客们不得不出手掩盖这一事实，而这种做法已经给西方带来了国际关系层面上的危机。美国和整个西方抗疫是如此乏善可陈，以至于他们只能一再转向病毒起源的问题。我认为西方国家政府和媒体在这当中的角色是可悲的——并非每一家都是这样，但有太多政府和太多的媒体都热衷于甩锅了。
彭大伟：您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复兴的百年历程？
马丁·雅克：这一切成就是属于全体中国人民的，每个中国人都为中国今天的成就作出了一份贡献。当然，要想实现这一切，就必须得有卓越的政治领导，中国共产党恰好是这样一支领导力量。从1949年到1978年再到如今，中国发生的变化是常人无法想象的，非常伟大。中国共产党在我看来是现代人类世界最成功的政治组织，而且遥遥领先其它政党。西方时常会拿苏共进行比较，但中国共产党和苏共完全没有可比性。中国共产党在自我革新、自我重塑方面做得非常好，事实上他们不仅重塑了党，也重塑了中国。执政地位不是理所当然的，政党必须与时俱进，总是着眼未来。中国文化很善于着眼未来。中国共产党传承了中国文化的这一思维特质。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总能带领自身和国家走出低谷。
邓小平的改革从经济政策上引入了市场的作用。很多人事后说这是“西化”，但恰恰相反，中国开创了一种全新的独特体制，破除了改革开放前束缚发展的要素，将自身发展融入了全球市场。改革开放对中国而言是一种极为自信的思路，因为一旦选择对外开放，中国就得和资本主义世界竞争，面对的竞争对手来自(当时)富裕得多、受教育程度高得多的西方国家。这是非常关键的决断，西方当时没有多少人相信中国能够取得成功，但是中国仍然以强大的自信选择了开放。
资料图：山东港口青岛港自动化码头进行卸货作业。张进刚 摄彭大伟：您对中国推进实现共同富裕有何看法？
马丁·雅克：这是令人非常感兴趣的一项最新发展。西方目前已有的反应都是基于一种几乎是本能的反华态度在驱动——条件反射地认为这是“负面的”。然而西方也正在面临和中国同样的贫富分化问题。
尽管有很强烈的呼声，但美国没有为消除其巨大的不平等问题做任何事。欧洲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一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的盛行造成不平等问题持续蔓延。中国如今正在试着找到应对之策。互联网成瘾的问题也是一样。这些问题都是真实存在的，必须得到应对、提出解决方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视觉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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