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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党建新阵地 孕育发展新动力******

　　方便的操作、精美的界面、丰富的资源……最近，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火箭院”）“智慧党建平台”正式上线试运行，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受。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作出新的全面部署，提出明确要求，为我们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今年，火箭院紧跟着时代发展步伐，搭建了智慧党建平台，积极推动党建工作向“智慧化”方向发展，把党建信息化提升到“智慧党建”的新高度，以高质量的党建创新推动院全面形成“三高”发展模式。

　　线上流程让党建工作更科学

　　与主数据系统对接起全院各级党组织630余个党支部、14900名党员基础信息和党务支撑数据，做到全院范围内人员信息动态准确，自动报表……智慧党建平台着力于充分利用大数据为党组织建设赋能，为党委掌握、调整和优化党组织建设等方面工作提供更加有力的保障。

　　直观分析呈现队伍结构和业务状态，实现党内统计报表一键生成和导出；在线记录“三会一课”组织生活开展、党员发展、支部工作台账等，整合重复性琐碎工作；手机办理组织关系转接、支部成立换届增补、发展党员……搭建精细化的流程，提升政工部门、基层党组织党务工作的精益管理水平。

　　请示批复模板、加盖电子印章、自动生成PDF文件、手机短信审批业务流程请示、一键归档……在线业务流转，让党务工作者可以随时随地开展工作，规范化操作，工作效率和效果得到大幅提升。

　　党建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有一套科学的推进机制。火箭院政工部党建处处长王海斌介绍，党建业务管理系统以党组织党员信息管理、数据分析展示、支部组织生活、业务流程办理、移动办公学习为主要应用场景，同时把党的保密要求贯穿到平台建设、运用过程中，安全地通过内网电脑端、外网手机端和电脑端，提供数据管理、信息管理、文档管理等功能，为党组织关系转接、党内统计报表、支部成立换届增补流程、发展党员流程、“三会一课”管理等提供应用支持。

　　党建业务管理系统兼具功能强大和安全可靠，这让火箭院15所的党务工作者寇燕娜在试用过程中印象深刻，她说，“党建业务管理系统真正使每个部门的工作扎实、高效地嵌入到整体流程的‘流水线’上，贯穿于党务工作始终，让我们的工作更加标准化、规范化、程序化、体系化开展。”

　　特色功能让党群服务更贴心

　　“学习二十大精神思想汇报会即将开始，请认真做好学习准备”“提醒各位党员同志，请尽快缴纳党费”“尊敬的党务管理员您好，重点室党支部的任期将满，请及时向该党支部印发做好按期换届选举工作的通知”……智慧党建平台上的短信自动提醒功能是火箭院12所党务工作者郭辛捷的得力“小助手”，她说，“尤其是支部换届特别集中的时候，这个功能真的非常实用。不但免去我们定期查阅纸质档案的麻烦，也让我们的工作开展得更加及时。”郭辛捷介绍，火箭院所属12所党组织结构庞大、党员众多，人员转接频繁，日常的党务管理工作十分繁杂，但智慧党建平台让她的工作变得准确、便捷了很多。

　　短信自动提醒只是智慧党建平台特色功能的一个缩影。着眼于创新性解决基层党务管理工作的相应问题，智慧党建平台设置了“数据看板”“分析提醒”“移动办公”等特色功能，破解困扰党务工作者的许多“痛点”，全面覆盖群众、党员、党支部、党委、政工部门这5类角色所需的核心功能，为院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带来更加优质的党建工作体验和党员服务。更加贴心的是，党建智慧平台也充分考虑到了个性化的设置功能。“在平台上可以给自己设置多重角色，这个功能确保我既不会遗漏掉任何党务工作，也不会错过党组织活动的相关信息，非常实用。”郭辛捷说。

　　云上学习让党员教育更鲜活

　　高清晰全息影像全方位还原展厅细节，多种数字化应用技术打造沉浸式观展体验……最近，火箭院“建院65周年 一院历史展”正式开幕，无需前往参观现场，在智慧党建平台上的线上“党建书苑”栏目中就可以找到线上观展入口，随时随地“漫游”院史长河。

　　在线上观展的功能中，还可以通过特色栏目“红色云图”，直达全国各地各具特色的红色线上展览中一饱眼福；如果想学习和查询党务资料，也不用再跑遍图书馆、档案馆，只要一部手机、一台电脑，就能从海量资料中查找到想要的内容……

　　线上“党建书苑”的到访者都更加直观地感受到智慧党建的创新魅力，通过网络平台实现优质学习资源为全院共享，让线下的活动与资源展现在“眼前”、输送到“指尖”、传播到“耳边”，让党员教育更鲜活，党企文化更融合，党建合力更强大。

　　更加“智慧”的党建平台在试用阶段就赢得了广大干部员工的喜爱。大家纷纷表示，“现在人们都喜欢用智能手机，智慧党建平台能与手机等移动终端结合，使我们的党建工作变得更加灵活、方便，也更能体现新时代的‘线上’民主。”

　　“下一步，我们会持续探索、运用智慧党建模式，将支部建在网上，为广大干部职工打造‘永远在线’的党组织新阵地。”王海斌说。（供稿：撒文昭）

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