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干部”不好演 用心准备是关键
《山河锦绣》讲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中西部山区,两代人前赴后继投身扶贫事业,最终使村庄彻底摆脱了贫困的故事。剧中,苏青饰演的第二代扶贫干部“赵雅奇”扎着利落的马尾,衣衫朴素,年轻的脸上带着对理想的热忱。
赵雅奇凭借高考走出大山,为了建设家乡又回村工作,接过父辈的扶贫大旗,正如苏青本人所说,“赵雅奇敢想敢干,不矫情,是一个有热情有理想的小青年。”这个西北姑娘是现实中千千万万年轻人的缩影,但离苏青本人的生活却很远,为了演得不悬浮,她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山河锦绣》剧照。受访者供图“全组基本上都是西北籍贯演员,大家张嘴就能说,我得过好几道弯去想台词的发音和语调,西北方言对于我这个南方人来说实属挑战。”为了融入整个创作环境,湖南妹子苏青面临着语言上的压力,她调侃自己只能用“笨方法”:“前期我会用小本抄出所有场次,把语调标出来方便直观记忆,后面有一些戏是现场即兴创作的,我就每天和语言老师(戏里的演员前辈们)泡在一起熟悉语言环境。”
虽然时间紧任务重,但此次的拍摄经历让苏青收获满满。为了演好扶贫干部,她学会了一些割麦子、种木耳和养鸳鸯的知识,还去拜访了一位真正的驻村第一书记。在与对方接触的过程中,苏青意识到基层人员的不容易,这也让她坚定了演好这个角色的信念。
《山河锦绣》剧照。受访者供图“在和她的相处中感受生活细节, 看她是如何与每家每户相处的,遇见问题时的处事方式是什么。通过‘零距离’接触,我更深刻地了解到了第一书记这个岗位的不容易。”
“《山河锦绣》是一个全景式展现脱贫攻坚战的剧目,赵雅奇他们是这场‘战役’中的一环。作为演员,我想在有限的空间里做最大的努力。”
从生活中吸收养分 努力走出至暗时刻
“在有限的空间里,做最大的努力”,这是苏青在经历了无限的迷茫和困顿之后悟出的人生哲理。
山是眉峰聚,水是眼波横,19岁入行的苏青,有着清丽的气质和姣好的面容。2010年,《美人心计》火遍大江南北,苏青将皇后张嫣“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的清冷气质演绎得淋漓尽致,令人心折。
《美人心计》截图那几年,从《美人如画》到《美人制造》,市场给苏青贴上了“温婉古典美人”的个人标签,却也让她迎来了演艺生涯中的至暗时刻。直到现在,她也还是会偶尔回忆起那些焦虑的深夜,“我的瓶颈期是2014年,之前一直都在演古装剧,很迷茫,挺想突破却没有方向 ,当时选择了停下来,出国去看看。”
生活不止有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短暂的异国游学经历让苏青的心境发生了变化,离开浮华的娱乐圈,她终于能静下心来感受生活,“好像封闭许久的毛孔和感官都打开了,空气里的新鲜,每个人的气质、行为、举止都特别吸引我。”
那是一段让她难以忘怀的愉快日子:“每天上午上课穿梭在地铁间,下午去各种地方打卡,我的房东说她70年都没有我这几个月去的地方多,晚上去听音乐会,看百老汇。节假日的时候也会和各国的朋友聊天,他们的热情和思想让我很受启发。”
演员写真。受访者提供“从生活中吸收养分,不管是读书还是旅游,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去充盈自己,再回到工作岗位上会更有力量。”
短暂的停留是为了更好地出发。2017年,苏青大胆突破往常温婉的荧屏形象,在《延禧攻略》中饰演心机深沉狠厉决绝的“黑莲花”尔晴。这个为爱黑化的角色在2018年的小荧屏上一炮而红,也让苏青收获了巨大的关注度。
不焦虑不着急 表演是长期主义
在陷入瓶颈和突破瓶颈中循环,是演员的常态,然而此时的她学会了更从容不迫地面对市场,“其实我从来没觉得这是困扰,反而是机会,‘反派’等标签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种认可。”
“‘尔晴’这个角色确实收获了一些反响,之后找来的项目比之前更多了,我也有机会不断地尝试各种各样的题材,这是一个鼓励我往前走和开拓视野的动力。”
《延禧攻略》剧照前进和开拓,是苏青近年来不断尝试的路径。在《大决战》《最美逆行者》《山河锦绣》等作品中,她出演了医疗兵、革命者、扶贫干部,在她看来,这些剧集关联着中国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阶段和事件,能去饰演这些事件背后的付出者们是文艺工作者的荣幸与使命。
“有一些剧本和角色交到你手里,你就想走近她们,去重读那段历史,去了解这些人物背后的点点滴滴。查资料、做角色案头工作的时候,我都会很感动,越了解就越能体会到他们的伟大。”
出道十余年,苏青形成了张弛有度、细腻自然的表演风格。她演绎的角色拥有不同的人物底色,或端庄温婉,或精干飒爽,或单纯率直,一人千面各具风情。
演员写真。受访者提供她不自我设限——“从来没有刻意回避哪些角色,很期待能与古装、时装、现实主义题材的一些好角色相遇,去发掘自己更多的可能性。”
她不一味迎合市场——“这么多年行业变化很大,每个时期的流行和观众的喜好也在变,不变的是我对角色的热爱和钻研。”
她没有偶像包袱——“爱角色胜过爱自己,我一直秉承这句话的信念。私下该怎么美怎么美,但只要开始拍摄,一切都是为角色服务。”
她不存在所谓的职业焦虑——“把演戏当成短期工作,没有工作的时候必然会焦虑。但如果把它当作长期的事业,在这个赛道上走走停停,退两步休息一会,缓过来了再小跑冲刺一下,内心是不会焦虑的。”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苏青坚持求质不求量、求难不求易、求好不求快的原则,她奉行长期主义,将表演作为自己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不疾不徐,脚踏实地,“适当停下来思考和学习,留心生活感受生活,为以后做储备。把自己调整到最佳状态,当机会出现的时候,才能拿出最好的状态全身心投入。”
“把拍戏作为长期的事业,保持初心,我们只需要不断充实自己,就会更加从容坚定。”(完)
古籍如何兼顾“藏”与“用”****** 古籍如何兼顾“藏”与“用” ——来自古籍数字资源联合发布会的专家观点 光明日报记者 陈雪 “古籍具有特殊性,作为文物必须保护,作为文献必须为读者所用,二者存在矛盾。”——解决“藏”与“用”之间的矛盾一直是古籍工作的重点,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杜泽逊说:“数字化是目前最好的办法”。 1月4日,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天津图书馆、南京图书馆、云南省图书馆、苏州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等6家单位,在线召开了古籍数字资源联合发布会,发布了6786部(件)古籍资源,可在线免费阅览全文影像。会上,多位古籍专家学者围绕古籍数字资源建设进行了深入讨论。 古籍数字化有何迫切性?未来趋势是什么?专家学者展开了深入探讨。 数字化平衡“文物性”与“文献性” 20世纪90年代初,上海图书馆把内部使用的古籍目录卡片摆在图书馆的走廊里,为了完成“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版本调查,杜泽逊跑到上图,查阅了十几天卡片。夏天高温,他就到馆外买一根绿豆冰糕含在嘴里,再回到馆内查卡片——为查阅古籍文献,要出差到各地,克服各种困难,这是一代古籍研究者的集体记忆。 “从内部使用到目录卡片放在走廊,再到数字资源挂在网上,这个进步是非常快的。”杜泽逊说,国家图书馆为首的几十家图书馆把古籍数字资源放在网上,读者不必直接使用古籍原件,这是很重要的一条保护措施。此外,在线阅览不知道节省了多少人的时间、体力、财力,对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有重大贡献。 兼顾“藏”与“用”,古籍数字化刻不容缓。“国家图书馆从2000年起开始有计划地将古籍进行数字化,并陆续建成数字方志、碑帖精华等专题库,面向社会公众发布。”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负责人王红蕾介绍了古籍数字资源发布的整体情况。2016年,国家图书馆搭建“中华古籍资源库”平台,发布了国图馆藏善本和普通古籍、甲骨、敦煌文献、碑帖拓片、家谱、老照片等数字资源,以及天津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等许多馆外古籍和海外征集古籍资源。2021年疫情期间,读者远程访问需求增长,为回应读者的“急难愁盼”,“中华古籍资源库”实现了免登录阅览。资源库上线、免登录阅览被学者称为惠及学林的两个重要节点。 2007年以来,随着“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深入开展,各地图书馆陆续投入人力物力,大力推进古籍数字化。苏州图书馆党委书记、馆长接晔介绍,截至目前,苏州图书馆已完成数字化古籍1496部,容量达16.12TB。 据了解,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先后联合39家单位发布古籍资源2.8万部(件),此次是第七次联合发布,6家收藏单位新增发布古籍资源6786部(件),不仅有明清版刻、稿抄本古籍,还有碑帖拓本等特色资源:新增国家图书馆藏古籍数字资源1075部19.2万叶,主要为年谱类、目录类古籍;天津图书馆发布馆藏稿抄本文献165种655册;南京图书馆发布了“清人文集数据库”,共收录清人文集399种,以全本彩色扫描的方式制作成数字影像;云南省图书馆发布馆藏善本63部381册,图像50604拍;苏州图书馆发布馆藏古籍数字资源888部;中山大学图书馆发布了一批颇具该馆特色的碑帖文献数字资源。 本次资源发布后,全国累计发布古籍及特藏文献影像资源达到13万部(件),其中,国图建设的“中华古籍资源库”发布超过10.2万部(件)。王红蕾说,“中华古籍资源库”已成为全国古籍资源类型和品种最多、体量最大的综合性资源共享发布平台。 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学教研室主任、教授杨海峥感叹,从2016年到现在,陆续推出了13万部(件)古籍数字资源,对于学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在线查阅免去了往返奔波各家图书馆的时间,缓解了古籍“藏”和“用”之间的矛盾,平衡了古籍的文物性与文献性。 古籍资源既要“用得上”,还要“用得好” 2022年10月,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印发实施《2021—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国家古籍数字化工程”正是四项重点实施工程之一。近年来,全国古籍登记工作让3000万册件古籍有了“身份证”,未来,让更多古籍“上线”与读者见面,将是我国古籍工作的一大重点。 “古籍数字化资源的制作与发布,其实是回归到古籍作为书籍文献本来的性质。”清华大学科学技术史暨古文献研究所研究员刘蔷说,以往,人们说学术的繁荣与学术资料的新发现有关,这种说法是忽视了存世的大量古籍,存世古籍是一个巨大的资源库。可以预见,连续的古籍资源发布,将带来宏阔的学术气象。 古籍数字化平衡了“藏”与“用”的矛盾,让古籍资源“用得上”,未来,更要“用得好”。学者们对古籍数字资源的深度利用提出了许多有益建议。 浙江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黄晨认为,古籍数字资源联合发布可以更好地呈现资源的利用价值,接下来,可以进一步就已发布的资源进行深度揭示,进一步打通资源和发布平台,提供一站式检索,将资源聚合起来,这样的利用效果会更好。刘蔷也表示,期待能有一个与古籍数字化资源相匹配的古籍数字目录,以便实现一站式检索。 杨海峥认为,目前古籍数字化发展迅速,百花齐放,各类数据库和古籍数字化平台纷纷涌现,多样化的发展一方面带来了很大便利,另一方面也应进行协调统一,建立更加规范的数据规范标准,使得古籍数字化的资源有保证,达到方便使用的学术水准。杨海峥说,2022年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专门强调要“加强古籍数据流通和协同管理,实现古籍数字化资源汇聚共享”,国图联合全国古籍存藏单位把古籍数字资源进行统一与整合,形成公益性平台,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是未来古籍数字化的发展趋势。 汇聚、开放、共享,古籍数字化的步伐不断加快。杜泽逊说,“期待发布更多的数字资源,最终达到除少数特殊情况外,全部数字化。”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6日 09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